历史中的“可笑内核”

俞耕耘2019-08-26 15:37

(图片来源:壹图网)

俞耕耘/文

《议程》是一部精微之作。这不仅因为埃里克·维亚尔凭借此作摘得了龚古尔文学奖。重要的是,它放弃对二战重复正面且老旧的书写,既不控诉也不抒情,既不直写暴行,也没有聚焦受难。维亚尔始终在清算隐匿在历史中的罪恶之源――纳粹的推动力。财阀巨头作为幕后推手,成了第一推动。一场场龌龊的会议、会晤、谈判和出卖,就像对历史现场的“侦探”与“考古”。

小说开场就是24位工业界巨头,效忠支撑纳粹,不动声色推动了罪恶的历史之轮。他们“到达中央大厅,可以看到一道铭言在大门上方,那是一句祈祷词的结尾――‘救大家脱离凶恶’。但是在国会主席的宫殿里,在此刻的小型接见会上,要寻找这样一段铭文当然是徒劳;它不在这一天的议事日程中。”暴行和丑恶总有一个可笑内核,因为它空洞荒谬,经不起戳弄,一帮乖顺之人成为屠杀顾问,就是更大的反讽。

对罪恶的漫画喜剧化,与非人的“物化”处理,在小说里形成一种非现实主义的荒怪滑稽。“客人们都乖乖坐着,把他们鳌虾般的小眼睛朝着大门望去。人们小声说话,中间有人打哈欠。一块手绢被打开,寂静中鼻孔吹出小号声”。这显然是作家对阴森恐怖气息的间离和冲兑,笔锋直指这些金融实业巨头的幕后雇主。他们身兼行政和监督的顾问头衔,不过是“雇主”装摆门面的“家臣”。而这雇主和家长,当然就是纳粹,他们能把所有政治议程都变为“家庭会议”。所以你能看到“眼前乃工业界、金融界之翘楚。此时此刻,人人沉默不语,乖顺谦逊”,“几条身影在一面镜子跟前停住,整理领带结,姿势恭敬,那里是小客厅……那是展现大家笑剧的舞台”。

慢放动作,以及微观近景的镜头,又让小说带上了一种监控器。它并非正常的叙事,而是一种潜藏的透视变焦。这取决于作家某种微观历史学兴趣,他看重细节末梢、个体心理和偶然性对历史的“引流”效应。“那些大事件,只给大家看到它们的轮廓就够了。然而,如果大家仔细去看,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的照片,在签字之前,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旁边,英法两国总理看上去不是那么骄傲”。小说里,很多看似非此不可的必然,反而都是些毫不起眼,登不了台面的意外导致。小说和历史最大的不同是,它随时可以“事后诸葛”进行评论,可以重新任意“复盘”。而历史人物,只是登台木偶,因为在场,所以无从知晓命运的终局。“人们使大历史不堪重负,人们声称大历史会让戏剧主角们歇息一刻,免受大家的折磨”。

《议程》颠覆了小说的时间艺术,它把时间叠加起来,摆弄起了某种空间的“排列组合”,以至于达到随性自如的程度。其中,尤为关键的手法是在时间的轴线上任意挪移,就像观影者拖拽住了影片的“进度条”一样。在历史进程中,事件的意义并不在瞬间产生,只有在“历时性”的意义统一体里,才能凸显。作家正是在联系和比对的“回放”里,找到了荒诞吊诡的戏剧因素,足以让大家重新理解,达到某种“历史想象”。“大家还要把线轴再往前倒一下,更进一步理解这个事件,大家应该忘记大家自以为知道的那些,忘记战争,把那个时期的时事资讯拆开来看”。

这其实在宣示历史小说的一种使命,它不在于重复史实,而是让你放弃某种“常识”,不再以既定视野和惯性理解事件。《议程》试图分析历史逻辑和政治心理,是某种观念的展开,意志的解析,是研究“历史的发生学”。“在这场战争里,让大家惊讶的是:如此的肆无忌惮竟能获得成功,难以置信。”“世界面对虚张声势总是做出退让。甚至最为严肃最为刻板的世界,甚至陈旧的秩序,如果说它从不向正义的要求屈服,那么面对虚张声势,它却卑躬屈膝”。绥靖政策的出现,就是极大明证。

小说的难得,在于没有把绥靖简化为一种决策。相反,作家在摸索绥靖和英国民族心理有何关联,政治人物的人性弱点如何影响历史选择。这种书写本身就是从根源到末梢,从宏观向具体延伸,它既重视历史必然,也没有忽视个体身上偶然的戏剧性。在唐宁街告别午宴上,德国大使上演了话痨和“戏精”附体的伎俩,目的是用障眼法为德国吞并奥地利争取时间。“里宾特洛甫把他那套索然无味的社交作秀全部演完……这个里宾特洛甫是个无所不能的玩家!什么都玩得来。所以他有本事把一场官方宴会拖得无比漫长。这人如同一个随军小丑,一个让人奇怪的家伙,无知和细微感同时混杂在他身上。”

英国首相竟然陪侍这场作秀直到结束。最终,文雅的傻子被疯狂的小丑戏弄,到了无语境地。“张伯伦太过友好的礼貌被里宾特洛甫夫妇拿来耍弄了。这种礼貌几乎是病态,为礼貌竟然在危机当头的时刻把国家利益置于一边,这礼貌使首相被有效地调虎离山。”在我看来,这或许就是“绥靖的性格”,政策的人性因素。外交缛节,就像毛线绕在英国人脑袋上,他们对纳粹认识判断停留在孩童水平。那种刻板迂腐的节制,只看重“小确幸”的眼光,还有一个小插曲来做注脚。那就是张伯伦在外交里也不忘揩油,做起小买卖,向大使收起了房租。绥靖政策,是这个投机贩子一定会犯的错误,早晚而已。

小说也隐藏了一种说明意图:纳粹的起家和肆虐,总以严肃正剧来开场,其实不过是多场闹剧。作家发现,政治表演,和培养挑选观众,搞好政治催眠,才是掩盖罪恶恐怖的最佳幕布。希特勒、戈林、戈培尔无一例外,他们都表演欲膨胀,如同优秀的喜剧演员。希特勒挟持恫吓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,就像狼和小羊的寓言故事。独裁者一开始总喜欢扮演符合秩序框架的“说理者”,用枪顶着你脑袋让你承认强盗逻辑,美其名曰“会晤”。只有气急败坏,不能就范,恼羞成怒时,才会撕掉面具。

奥地利统治阶层对内部反抗,强硬如鹰,一直说“不”,对纳粹德国,却俯首说“是”。“当时还没有任何人进入战争,它是一个简单的心理手腕,一场威胁。想象一下德国将军们在准备表演进攻”。单靠表演就能吓倒奥地利的权贵,政治软弱无望才会催生外部侵略。维也纳民众渴望强人政治,他们把侵略视为解放,把强奸视为蜜月,这是全书最大的震撼。“奥地利人狂热地等待纳粹到来,沉浸在无尊严的快乐中。”“全部人马都在缓慢地朝维也纳前进,准备参加盛大的婚礼检阅。新娘是同意了的,有人说这是强奸,不是的,这是蜜月。奥地利人声嘶力竭地叫喊,做出尽可能漂亮的纳粹行礼,以此来表示欢迎。”

颇有意味的是,小说里把婚礼、宗教、神职人员(主教)等意象与纳粹相联,微妙窥探到政治表演与催眠的“媚术”:从宗教神权那里借力,依赖仪式象征无限放大威权与狂热。神父们在布道台上为纳粹投票,教堂用纳粹的十字标装饰自己。“一路上他们像主教一样接受人群的致意。……希特勒微笑,挥手,脸上显出万分得意。他一路向聚集的农民和年轻姑娘们行纳粹举手礼。他总是喜欢这个奇怪的动作,这个动作被卓别林很开心地模仿,胳膊弯起,然后是个轻佻的姿势,带点儿女气。”这或许并不是有意的丑化,而是让大家注意这种倒错的怪异反差,一个正剧形象“元首”在断裂消解。

尾声“死者”一章,与维也纳的欢迎就形成某种“对撞”和“互文”。作家意在让大家拼图式对读两种历史情境。埋葬了多少真相,就浮出多少幻象。因为,遇难者总是沉默失语的缺席。小说罗列出不明不白的自杀案例和死亡数据,维也纳街头对犹太人的迫害,成了春天里悄无声息的“进行曲”。甚至作家引用本雅明的书信,开了悖谬的玩笑。维也纳犹太人的煤气被掐断了,他们是煤气的最大消费者,但他们不交煤气费。事实是,因为他们用煤气自杀,死后留下了没人付钱的煤气单。

“那个时代已经用神经失常的实用主义手段制造了那么多恐怖……它到底是一个痛苦至极的笑话还是一个事实,这已经不重要;幽默朝着如此沉重的黑暗低下头,因为它在诉说真相”。这种描述让人联想起昆德拉的气质,他在《庆祝无意义》里记录斯大林所讲的笑话,也有被恐怖掏空的压抑内核。恐怖和幽默能共存,或许是一种高级艺术,因为别扭怪异的结合是那么刺眼。

然而,小说结尾与开场的刻意照应,却并不怎么高明。它又回到开场24个工业界巨头支撑纳粹的一幕,还加上了集中营冤魂闪现的报应。老古斯塔夫使用集中营苦力来经营发展实业,战争是有利可图的。他们都是战争商人,效忠纳粹,用死难者的血肉给自己的工业帝国奠基。这里不乏如今仍旧驰名的品牌,如西门子。也有煤炭业大王,世界钢铁业领军者,如今它们则成为了“欧洲和平的支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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